常变，是中国哲学范畴系统中的对偶范畴。《孙子》把常和变结合起来，作为一组相对概念提出来，具有范畴的雏形。到荀子时便具有范畴意义。
常，同“裳”。古人穿的下衣。后被引申为永恒的、固定不变的。《玉篇》：“常，恒也”，《正韵》：“久也”，有恒常、经常、不变的意思。
变，本意是变更。《说文》：“变，更也”，变更就是改常、易常，《诗·七月》孔颖达疏：“变者，改常之名”。因此，常变是一组既对立又联系的范畴，说明事物存在的不同形式或运动的不同形态。
《黄帝内经》虽然没有专门讨论常、变及其关系，但在建构中医理论体系、归纳生命规律、总结医疗经验过程中，始终在挖掘哪些是生命之常，哪些是变，什么是常与变间的关系。使常变范畴积淀在中医理论思维的深层。换言之，常变范畴指导《黄帝内经》去认识生命运动、疾病规律、治疗法则等“常”的问题，又揭示人体生理、病理及治疗中“变”的可能，力争把握好“常”与“变”的关系。因此，可以说，《黄帝内经》就是中华民族把握生命运动常与变的一部史料。
古代常变范畴的形成与发展
殷周时期，人们基于对日月盈昃，四时更迭，风雨雷电，寒暑消长的观察、认识和把握，便开始蕴育常与变的观念。如《周易》以“易”命名，含有变易之义。“变”是《周易》的中心思想。《易经》作者已形成常与变的观念，此外，在《尚书》和《诗经》中，常变观念也有所反映。
春秋战国时期，“社稷无常奉，君臣无常位”，社会急剧变化，新的要破旧，要变，要改革；旧的拖住新的，要常，反对变革。老子认识到“变”是符合自然、社会、人类自身活动规律的现象，说：“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；九层之台，起于垒土；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”。同时又对“常”有所认识：“夫物芸芸，各复归其根。归根曰静，静曰复命，复命曰常，知常曰明。不知常，妄，妄作，凶。”在此基础上，《孙子》把常和变结合起来，具有范畴雏形：“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；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，谓之神。故五行无常胜，四时无常位。敌有变化，兵势随之变化而无常，若守常势，不应敌势而变化，便不能克敌取胜。”
先秦理论思维的总结者荀子，在孙子之后以清晰的语言确立常变相偶范畴，曰：“夫道者，体常而尽变，一隅不足以举之。”梁启超曾解释说：“言以常为体，而尽极其变化也。”是说常与变是对立统一的，体常不变而能穷尽事物的变化，事物的变化又以体常为本（依据）。荀子从体常与尽变的联系中，陈述常变的关系和发展，较《孙子》深刻了，使常变具有了范畴意义。
《黄帝内经》常变范畴的基本涵义
《黄帝内经》中的“常”，是指具有常住性的生理病理规律。《灵枢·五阅五使》说：“五官者，五脏之阅也……令可为常。”人体的五官是五脏精气总聚、汇集的部位，五脏之气由五官气色表现出来，可成为诊断疾病的法则。这里的常是指察五官推断五脏功能状态的规律和法则。可见，生命运动中相对不变的规律（常），正是《黄帝内经》所要研究和揭示出来，并且规定下来的东西。
《黄帝内经》对“变”的定义是“非常则变”。《素问·六节藏象论》说：“苍天之气，不得无常也。气之不袭，是谓非常，非常则变矣。”意指自然界的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四时之气相承袭，终而复始，这是苍天不变的规律。但如某一气不相接续，就叫做“非常”，改变了常规那就是“变”了。可见，变就是改常而致的变动性。虽然《内经》中有的篇章也把“变”称为“变化”，但这时的“变化”就是“变动性”，还不具有“物生谓之化，物极谓之变”的量变、质量的涵义，把“变”深化为“量变”和“质变”层次，是后人作七篇大论时所达到的哲学高度。
古医家在常变范畴指导下，有目的地探索生命科学中的常与变，《黄帝内经》的每一篇内容都是对生命及疾病的常与变的研究，从不同的角度，采用多种方法研究出的生命及疾病规律。
《黄帝内经》中属于常范畴的规律，即指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正常生命运动规律，称作生理之常；还包括发现的疾病的发生、发展规律，称作病理之常。虽然病理是正常生命运动的“非常则变，但当对病理有一定的认识、把握，即形成了某一疾病的发生、发展规律的理论后，“非常则变”的病理状态，就进入已被认识的固定下来的“常”的理论层次。
《黄帝内经》虽然记载了大量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属于“常”范畴下的生理病理知识，但也认识到了生理、病理的变化，并进行了研究。这些属于“变”范畴下的生理、病理探索，才显示了中医理论的博大精深和医哲们的深邃智慧。人的生命及疾病为什么会发生变化，变化的根据是什么？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作了回答：“阴阳者，天地之道也，万物之纲纪，变化之父母。”可见，事物（生命、疾病）内部的阴、阳两方面是构成其变化的根本原因。 |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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